我之前在电子厂打工，每个月四千多块工资，大部分都寄回了家里。

半年前我查出肺癌晚期，医生让我回家休养，我没敢告诉家里人，只说自己在外地打工。

疼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吃最便宜的止疼片，两块钱一板的那种。

两百万足够我父亲吃药，我母亲看病，供我弟弟读完大学。”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没有任何起伏，就像在说一件和自己无关的小事。

“我不要多，两百万就够了。”

温景然看着她瘦得凹陷的脸颊，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过气。

一种沉重的、近乎窒息的感觉攫住了他。

他坐在这里，穿着昂贵的衬衫，决定着另一个生命的终局，而眼前这个女孩，却在冷静地计算着自己残余价值，为家人争取一个最稳妥的未来。

他温景然自认不是什么好人，商海沉浮，手段用尽，但他从未像此刻这样，清晰地感到自己掌心的污浊。

他用钱买命，而她用命换钱，一场赤裸裸的、残酷至极的交易。

可她的眼神那样干净，甚至带着一种解脱般的坦然，这反而像一把钝刀，来回锯着他的良心。

他想起自己曾为利益让对手倾家荡产时的冷酷，与此刻的煎熬相比，那些竟显得如此轻飘。

原来夺走一个本就拥有一切的人，和剥夺一个已然一无所有、却还在为所爱之人燃烧最后光热的人，其中的罪孽感，天差地别。

“我给你五百万，你弟弟的学费和生活费，我全包了，一直到他毕业工作。

你父母我请专人照顾，照顾一辈子。”温景然拿出手机，准备转账，手指抖得厉害，连续输错了三次密码。

林小婉轻轻摇了摇头，嘴角露出一抹浅浅的笑。

“不用，我的命不值那么多钱，两百万就够了。”她伸手摸了摸桌上的信纸，继续说，“我给我母亲写了十八封信，每年寄一封，寄到她八十岁。

钱给多了，他们会怀疑的，我不想让他们起疑心。”

温景然的喉咙像是被一只手死死掐住，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把手机揣回兜里，不敢再看林小婉的眼睛。

她的眼圈红了，却强忍着没有掉眼泪，用力咬着下唇，把眼泪逼了回去。

下唇被咬出一道血印，她也没松口。

“我答应你。”温景然重重地点头。

“第二个条件。”林小婉抬起头，那双被病痛折磨得黯淡无光的眼睛看着温景然，“我走之后，你帮我把这十八封信，每年寄一封给我妈。

就说我在国外打工，嫁了人，日子安稳，就是回不来。

让他们以为我还活着，只是不能回家。”

“第三个条件。”她伸出第三根手指，声音更轻，却异常清晰，“对外宣布我因病去世，就说我在睡梦中走得很安详，不要提任何暴力、意外，更不要让他们知道我是替别人赴死。

我爸妈年纪大了，经不起刺激。”

温景然听着，只觉得胸口那股滞闷感几乎要炸开。

她安排得如此周密，连身后父母可能承受的悲伤种类都考虑到了，拒绝“横死”，只要一个平静的“病故”。

这份在生命尽头展现出的、近乎残忍的清醒和温柔，比任何嚎哭与控诉都更让他无地自容。

他活了二十八年，在商场上摸爬滚打，见过无数人心险恶，经历过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大风大浪，他自认心肠早已被磨硬了。

可此刻，在这个不足十平米、弥漫着药味和贫穷气息的出租屋里，面对这个安静安排自己“用处”的姑娘，他那些所谓的城府、手腕、决断，全都碎成了齑粉，只剩下铺天盖地的狼狈和羞惭。

他是在救人，可这个过程，却要先碾碎另一朵已然枯萎的花。

这份愧疚沉甸甸地压在他心上，几乎让他抬不起头。

“我会做到的，每年都替你打电话、写信。

你父母就是我父母，你弟弟就是我弟弟，我会照顾好他们。”温景然的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

林小婉又笑了笑，这次的笑容深了一些，嘴角露出两个浅浅的梨涡。

“谢谢你。”

她掀开枕头，从里面掏出一个布包，布包缝得很严实。

她用剪刀小心地剪开，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的边角已经磨得发白起毛，是一张全家福。

照片里的她留着长头发，扎着马尾，脸圆圆的，笑得特别灿烂。

她的父母站在两边，弟弟骑在父亲的脖子上，手里拿着一根棒棒糖。

“这是我唯一的一张全家福，到时候让我带着它走，行吗？”

“行，没人会动你的东西。”温景然答应道。

林小婉把照片紧紧贴在胸口，缓缓闭上双眼。

“我不怕死，我就是怕我走了之后，没人管他们。”

说完，她轻轻睁开眼，看向温景然，声音轻得像羽毛：“那位姐姐受了那么多苦，以后一定要让她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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