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伯一边给他们交代细节，一边拿出两本皱巴巴、但盖着殖民地当局印章的“通行纸”，上面的照片早已模糊不清，名字也是伪造的。

“这个收好，应付一般盘查够了。

真遇到较真的，看情况，我会应付。”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便以这种身份，在叶伯的带领下，开始了在北婆罗洲内陆辗转的陆路旅程。

交通工具五花八门：大部分时间是靠双脚在雨林边缘、橡胶园和油棕种植园之间的小径上行走；有时会乘坐当地土着拉货的牛车，在颠簸的土路上吱吱呀呀地前行，忍受着烈日、尘土和牛粪的气味；偶尔，在渡过较大的河流或沼泽时，会乘坐那种狭长的独木舟，由皮肤黝黑、沉默寡言的土着船夫摆渡。

他们尽量避开城镇和主要道路，专走偏僻小径。

沿途，叶伯似乎有着一张无形的关系网。

有时，他们会借宿在偏僻的、由华人经营的橡胶园或椰子园的工棚里，园主或工头往往是洪门兄弟或同情者，提供简单的食宿，不多问一句话。

有时，他们会住进隐藏在林间或河边高脚屋里的华人小村落，村民们用好奇但友善的目光打量着他们，拿出最好的食物招待，叶伯会用方言和他们低声交谈，郭永华和钱瀚辰则扮演着腼腆寡言的“侄儿”，默默吃饭，默默休息。

甚至有一次，他们在一座香火冷清、破败不堪的华人寺庙里过夜，老迈的住持默默为他们准备了干净的铺盖和斋饭，在佛前默默上了一炷香，什么也没问，但眼神中充满了慈悲和了悟。

郭永华和钱瀚辰默默地观察着，感受着。

他们看到，在这片被殖民者视为原料产地和财富掠夺场的土地上，华人以怎样的坚韧和智慧生存着。

他们开垦丛林，种植橡胶、油棕、胡椒；他们经营着小商店、作坊、运输；他们在社会的夹缝中，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语言、习俗和传统。

他们大多生活贫困，衣衫褴褛，手掌粗糙，面容沧桑，但他们的脊梁似乎从未被完全压弯。

当叶伯用隐晦的语言，提及“北边”的消息，提及“老家可能要变天了”时，这些看似麻木、只为生计奔波的人们眼中，会燃起一种难以言喻的光芒，那光芒里，有期盼，有怀念，有一种深藏心底、却从未熄灭的对故土的牵挂。

一次，在一个只有十几户华人的偏僻小村落借宿时，村中年岁最长的、牙齿都快掉光的老阿公，拉着叶伯，用几乎听不清的、带着浓重潮汕口音的国语，颤抖着问，

“阿财啊，北边……真的……真的要太平了？

不会再打仗了？

我们这些老骨头，还能……还能回去看一眼祖坟吗？”

叶伯握着他枯瘦如柴的手，用力点头，声音不大，但异常肯定，

“阿公，快了。

仗快打完了，老家，要好了。

等好了，我陪您回去，回潮汕，给您老家的祖坟磕头上香。”

老阿公浑浊的眼睛里，顿时蓄满了泪水，他不住地点头，嘴唇哆嗦着，喃喃地说着谁也听不清的家乡话。

周围的村民，无论老少，都默默围拢过来，听着，看着，眼中有着同样的期盼和潮润。

那一刻，郭永华和钱瀚辰背过身去，用力眨着眼睛，不让那股酸热涌出。

他们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具体地感受到，他们所从事的、为之冒险万里归国的事业，不仅仅是图纸上的公式，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数据，不仅仅是“救国图存”的宏大口号。

它连接着眼前这些衣衫褴褛、背井离乡、在异国他乡艰难求生的同胞心中，那最朴素、最深沉、最执着的念想——回家，太平，祭祖，让子孙后代不再漂泊，能挺直腰杆做人。

这种感受，在几天后他们抵达一个稍大些的、以华人为主的市镇时，变得更加深刻。

这个镇子位于一条内河旁，有些简陋的街道和店铺。

叶伯没有带他们去旅店，而是七拐八绕，来到镇子边缘一座不起眼的、带有院落的平房前。

敲开门，开门的是一位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穿着整洁唐装的老者。

“老叶？

你怎么来了？

快进来！”

老者见到叶伯，又惊又喜，连忙将他们让进院内，迅速关上门。

院子很普通，种着些花草，晾着衣服，看起来就是个普通华人家庭。

“昌叔，打扰了。

带了两个后生，走趟货，在您这歇歇脚。”叶伯显然与这位“昌叔”极为熟稔，说话也随意了许多。

昌叔目光在郭永华和钱瀚辰身上一扫，看到他们虽然风尘仆仆、穿着普通，但气质与寻常劳工商贩迥异，心中已然明了，也不多问，只是热情地招呼他们进屋，吩咐家人倒茶备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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