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引擎的轰鸣声逐渐减弱，机身微微震颤着，开始在跑道上滑行。

郭永华透过舷窗，望着外面迅速掠过的、在热带阳光下泛着白光的混凝土跑道，远处是低矮的、灰黄色的航站楼建筑，更远方，则是湛蓝的阿拉伯海，海天相接处，一片茫茫。

卡拉奇，英属印度的门户，他们万里归途中的又一个关键节点。

飞机停稳，舱门打开，一股灼热而潮湿的空气立刻涌了进来，混合着航空燃油、海风和某种说不清的、属于南亚次大陆的浓郁气息。

郭永华和钱瀚辰随着其他乘客走下舷梯，踏上了卡拉奇的土地。

两人都穿着剪裁得体的浅色亚麻西装，戴着巴拿马草帽，手里提着轻便的皮质旅行箱，鼻梁上架着墨镜，看起来与那些前往印度进行商务考察或旅游的富裕华人绅士别无二致。

他们的护照上，名字分别是“陈文轩”和“陈文博”，来自新加坡的华裔商人，此行目的是考察印度旁遮普地区的纺织业和农产品加工投资机会。

所有文件——护照、签证、海关申报单、甚至一些伪造的商业信函和名片——都制作精良，足以应对一般的查验。

在开罗，何伯为他们准备了一切。

除了身份文件，还有符合“商人”身份的行李：昂贵的西装、真丝领带、瑞士手表、镀金的钢笔、一个装着“样品”（实则是些普通布料和种子样本）的提箱，甚至还有一小叠印度卢比和英镑现钞，以及几封写给卡拉奇和孟买几位“商业伙伴”（实为洪门或同情者的联络人）的介绍信。

何伯事无巨细，连他们说话时可能带有的口音细节、对新加坡风土人情的“常识”、以及“陈家”虚构的家族生意背景，都做了详细的“背景设定”和演练。

郭永华本就是成功的实业家，扮演商人驾轻就熟；钱瀚辰虽然稍显书卷气，但刻意收敛了学者的专注，模仿郭永华的举止谈吐，加上墨镜的遮挡和刻意蓄起的短须，倒也像模像样。

机场的入境检查比预想的要松一些。

或许是因为印巴分治后混乱的局势，英国殖民当局的精力更多放在了维持秩序和应付难民潮上，对持有合法英国护照（新加坡当时仍是英国殖民地）的“体面”华人商人，并没有过多为难。

海关官员只是例行公事地翻了翻护照，看了看签证，问了几个诸如“来印度目的”、“停留时间”、“住哪里”之类的问题，郭永华用带着一点南洋口音的英语从容作答，钱瀚辰则在一旁适当地补充几句关于“纺织机械”和“棉花品质”的“专业”见解，两人配合默契，神态自若。

官员在护照上盖了章，挥挥手放行。

走出海关，混在嘈杂的、各色人种混杂的接机人群中，郭永华和钱瀚辰按照事先的约定，寻找接应的标志。

很快，他们看到了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削、穿着白色短袖衬衫和卡其裤、手里举着一块用中英文写着“接陈文轩、陈文博先生”牌子的印度青年。

两人对视一眼，走了过去。

“我是陈文轩，这是我弟弟陈文博。”

郭永华用英语说道，同时仔细观察着对方。

印度青年约莫二十出头，眼神灵活，看起来精明能干。

“陈先生，一路辛苦。

我叫拉朱，是塔塔先生派我来接二位的。”

印度青年——拉朱，露出热情的笑容，说的英语带有浓重的印度口音，但很流利。

他口中的“塔塔先生”，是他们在卡拉奇联络人的公开身份，一位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印度富商，与洪门有多年合作关系。

“有劳了。”郭永华点点头。

拉朱殷勤地接过两人手中的行李箱，引领他们走出拥挤的机场大厅。

外面停着一辆老式的黑色奥斯汀轿车，虽然有些年头，但擦得锃亮。

拉朱为两人拉开车门，待他们坐定后，自己坐上驾驶座，发动了汽车。

汽车驶出机场区域，汇入卡拉奇混乱而充满活力的街道。

街道两旁是殖民风格的建筑与本地低矮房屋混杂，穿着各色服装的行人、缓慢行走的牛车、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以及不断鸣笛的汽车和摩托车交织在一起，尘土飞扬，喧嚣而充满活力。

空气中弥漫着香料、油炸食品、粪便和汽车尾气混合的浓烈气味。

穿着纱丽的妇女头顶着包裹走过，留着大胡子的锡克教徒骑着自行车穿梭，缠着头巾的穆斯林小贩在路边叫卖……一幅典型的南亚港口城市画卷。

拉朱一边开车，一边用略带夸张的语气介绍着卡拉奇的风土人情，仿佛真是一位尽职的导游。

但郭永华和钱瀚辰都注意到，他的目光不时瞥向后视镜，观察着车后的情况。

汽车在街道中不紧不慢地行驶，偶尔会突然拐进某条小巷，绕个圈子，然后再回到主路。

这是在确认是否有人跟踪。

大约行驶了四十分钟，汽车离开了繁华的市中心，驶入一片相对安静的、绿树成荫的街区。

这里的房屋大多是带花园的独栋别墅，风格各异，显示出主人的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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