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车间服装厂的巨大厂房里，几十排缝纫机整齐地排列着，几百个女犯坐在各自的工位上，低着头，一刻不停地踩着缝纫机，哒哒哒的声响连成一片，震耳欲聋，像有一千只蚊子在耳边疯狂嗡鸣，吵得人头疼欲裂。

厂房里没有一扇窗户，只有头顶惨白的日光灯，无休无止地亮着，照得人眼睛生疼。

高高的排气扇在墙壁上缓缓转动，发出嗡嗡的声响，却根本排不出去厂房里弥漫的布料纤维味、机油味和汗味，浑浊的空气呛得人嗓子发痒，连呼吸都觉得困难。

车间主任是个姓刘的女狱警，四十多岁，脸冷得像一块万年寒冰，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警服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手里拿着一根橡胶警棍，在过道里来回踱步，眼神锐利地扫过每一个工位，不放过任何一个偷懒的人。

她时不时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扩音器，站在高台上厉声呵斥，声音透过扩音器传出来，刺耳得让人耳膜发疼：“都给我听好了！

每天的产量，必须完成！

少一件，就扣一天的饭！

少十件，就关禁闭！

谁要是敢偷懒耍滑，我就让她知道，这里的厉害！

开工！”

云舒被分到了剪线头的工位，面前堆着小山一样的成品衣服，摞得比她坐着的时候还要高，旁边放着一把小小的剪刀，锈迹斑斑，手柄上缠着几圈破旧的胶布，油腻腻的，握在手里很不舒服。

她的工作，就是把每一件衣服上所有的线头全部剪干净，领口、袖口、衣摆、接缝处，一处都不能漏，一天的定额产量，是整整八百件。

她从小锦衣玉食，娇生惯养，别说干这种枯燥重复的流水线活计，就连最基本的家务，她都很少做。

在云家的时候，有保姆，有佣人，她连自己的贴身衣服都很少自己洗，更别说拿着剪刀，一天到晚重复着剪线头这种枯燥的动作。

握着那把小小的剪刀，她的手控制不住地发抖，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动作笨拙又迟缓。

旁边的老犯人动作飞快，剪刀刷刷刷地响，一分钟就能剪完三四件衣服，线头剪得干干净净，像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一样精准。

而她，半天才能勉强剪完一件，还剪得歪歪扭扭，很多线头都没有剪干净，甚至好几次不小心，锋利的剪刀尖划破了衣服的面料。

整整一上午过去，云舒只剪完了一百多件，离八百件的定额，还差了一大截。

她的眼睛长时间盯着细小的线头，酸涩发胀，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看东西都出现了重影。

手指因为长时间紧紧攥着剪刀，僵硬得几乎弯不起来，指关节疼得像被人硬生生掰开了一样。

更糟糕的是，她一上午不小心剪破了三件衣服，刚好被来回巡视的刘主任看到了。

刘主任快步走到她的工位前，一把抓起那三件被剪破的衣服，狠狠摔在了她的脸上。

衣服的边角狠狠抽在她的脸颊上，本就没消肿的脸再次传来火辣辣的疼。

“你眼瞎了？

！”刘主任厉声怒骂，唾沫星子喷了她一脸，“一件衣服成本几十块，你剪破了，赔得起吗？

！

今天下班之前，八百件一件都不能少，剪破的这三件，你自己给我缝好！

缝不好，今晚就别回监舍，在车间里通宵干！”

云舒低着头，默默捡起地上的衣服和剪刀，声音很轻，却带着不敢违抗的顺从：“是，刘队，我知道了。”

她没有辩解，也没有求饶，只是默默地坐回工位，拿起针线，开始缝补那三件被剪破的衣服。

她这辈子，从来没有拿过针线，手指笨拙得像一截木头，钢针一次次不听使唤，狠狠扎在她的指尖上，血珠瞬间渗出来，滴在白色的衣服面料上，晕开一小片刺目的红，像一朵朵开在雪地里的花。

她又想起了小时候，妈妈坐在窗边绣花，阳光洒在她的身上，温柔得不像话。

那时候妈妈让她学，她不耐烦地把绣绷扔到一边，任性地说：“我不学这个，以后有阿姨给我做，我才不学。”妈妈笑着揉了揉她的头发，无奈地说：“傻孩子，自己会的东西，总比求人强，技多不压身，总有一天能用上的。”

现在她终于懂了妈妈的话，可已经晚了。

那个会温柔教她绣花的人，已经不在了。

她不敢喊疼，也不敢停下，只能用嘴把指尖的血吸掉，继续穿针引线。

手指上的针眼越来越多，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十根指尖上，指尖肿得像透亮的萝卜，一碰就钻心地疼，青紫色的淤血在指甲盖下面蔓延开来，看着触目惊心。

旁边的犯人都低着头，飞快地干着自己的活，没人敢看她，没人敢说话，只有斜对面工位上的王芳，时不时投来一个担忧的眼神，却碍于刘主任的巡视，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说。

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犯人分批轮流去食堂吃饭，工位上不能没人。

云舒想着赶紧吃完饭，回来赶进度，一路小跑着去了食堂，狼吞虎咽地扒了两口冰冷的米饭，嘴里塞得满满的，就往车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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