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次——”他停了，“这一次没有敌人。”

办公室里很安静。

日光灯管的嗡嗡声忽然显得格外刺耳。

“没有封锁，没有战争，没有金融危机，没有外汇枯竭。

物资有了——北境矿山、龙域的粮、德尼亚的机器。

外援有了——北社五十二国。

金融自主有了——黑金倒了，财阀或逃或亡。

这一次没有敌人。

没有敌人，我就不知道往哪里挥拳。”他把手从文件上移开，摊在桌面上，掌心朝上。

那只手已经老了，指关节因多年握笔而变形，掌心有一道旧伤疤——是第四十六次在财政部熬夜核算外汇储备时，被翻倒的咖啡杯割破的。

疤痕早就愈合了，但那只手仍然摊在那里，空空荡荡。

“第七次改革完成的时候，我以为该做的都做完了。

结果翻开报表一看——经济增速在放缓。

不是衰退，是放缓。

工厂还在冒烟，矿山还在出矿，港口还在卸货，但增速曲线一年比一年平。

就像一个人一直在爬坡，终于走到了平地，忽然发现——眼前的路不是上坡，也不是下坡，就是平的。

平得让人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

“所以你需要一个敌人。”雷诺伊尔说。

“不是外面的敌人，是里面的。”

“对。”安东尼多斯把手收回来，翻开第八份草案。

那份草案很薄，只有几页。

“旧币体系留下来的最后一个肿瘤——货币的名义锚。

我们的统一币在第七次改革中变成了浮动汇率制度，国际市场认了，国内物价稳了，但货币的名义价值始终卡在旧币的面额体系里。

旧币一元等于新币一块，这个比例不是经济逻辑决定的，是历史惯性决定的。

旧币的印刷成本是面额的二十倍，印一张纸的成本够买二十张纸的面值。

这是荒谬的。

更荒谬的是，因为名义面额太低，日常交易中最小面额的一元纸币买不到任何东西——一根针都要用硬币找零，而硬币早就不流通了。

老百姓习惯了用‘元’来计价，但‘元’已经不再代表任何实际的购买力。

它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幽灵，一个从旧共和时代一直活到现在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计数单位。

如果不把这个幽灵拔掉，货币的真实价格信号就永远被扭曲。

企业不知道自己的生产成本到底是多少，农民不知道自己的粮食到底值多少钱，工人不知道自己的工资到底能买到什么。

所有人都在一个被旧币面额扭曲了的幻觉里做决策。”

他翻开草案的汇率测算页。

“所以我们做了一件大胆的事。

旧币一元兑新币一千元。

不是随便定的数字，是财政部的预算师们花了四个月时间，跟踪了八种基本生活品——大米、面粉、猪肉、鸡蛋、煤、盐、棉布、肥皂——在过去四年的平均价格涨幅，倒推出来的。

这个比例能做到三件事。

第一，让物价的名义数字回到一个可以让普通人重新计算的尺度内。

以前一块旧币能买的东西，在新币体系下需要一千元，看起来数字变大，但实际上新币的最小面额是一百元，等于旧币的一毛钱。

旧币体系下一毛钱什么都买不到，新币体系下一百元可以买一根针、一盒火柴。

第二，通过汇率改革把底层生活成本的计算尺度统一。

从前家庭主妇要在旧币、黑市汇率、以物易物之间反复折算，现在只需要看一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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