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先生，”

伯格博士再次开口，声音依旧平稳，但语调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少了几分疏离的审视，多了几分平等的探讨意味，

“你提出的这些问题，非常关键，也非常有挑战性。

精确的流变学模型需要精密的流变仪，而喷丝板流道的优化设计，涉及到计算流体力学，这需要……”

他看了一眼周围的环境，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很明显。

“我们买不起商业流变仪，也雇不起专门的cFd工程师。”

郭永华坦然承认，但话锋一转，

“但是，博士，我们是否可以尝试用一些更巧妙、更经济的方法来逼近？

比如，设计一套简单的毛细管流变装置，用不同长径比的毛细管，配合我们现有的压力传感器和计时装置，来测量不同剪切速率下的表观粘度，构建近似的流变曲线？

虽然精度可能不如专业仪器，但用于指导工艺优化，或许足够了。

至于流道设计，我们是否可以基于一些经典的流体力学解析解和经验公式，结合大量实验，进行试错和迭代优化？

我们有人，”

他指了指赵广元，“擅长机械设计和动手制作，我们可以自己加工不同流道形状的喷丝板，虽然粗糙，但可以快速验证想法。”

“试错？

迭代？”

伯格博士重复着这两个词，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在资源充沛的顶级研究所，科学家们往往追求“一次成功”的最优解，设计复杂的实验，使用昂贵的设备。

而在这里，“试错”和“迭代”不是无奈之举，而可能是一种高效的策略。

用快速的、低成本的实验，去验证理论猜想，积累经验数据，不断逼近目标。

“还有结晶动力学，”

孙正平忍不住插话，他一直在旁听，此时用带着口音但清晰的英语说道，

“我们尝试用自制的热台偏光显微镜观察丝线在热处理过程中的结晶过程，但只能定性地看。

我们想知道，不同的冷却速率、拉伸比、热处理温度和时间，到底是如何影响晶体形态、尺寸和取向度的，这些又如何最终决定丝线的强度、模量和热收缩率。”

周默笙也补充道：“博士，我们在尝试用不同的热定型工艺改善丝线的尺寸稳定性，但效果时好时坏，缺乏理论指导。

我们怀疑这和聚合物链的松弛与重结晶过程有关，但不知道如何系统地研究和控制。”

问题一个接一个，像潮水般涌向伯格。

这些问题，有些是高分子物理化学的基础问题，有些是聚合物加工工程的应用难题。

在威廉皇帝研究所，这些问题可能被分配给不同的课题组，由博士生或博士后花费数年时间，在精密的仪器辅助下慢慢研究。

而在这里，它们被一股脑地抛出来，急切地等待着答案，以便指导明天、下周、下个月就要进行的下一轮工艺试验。

伯格博士感到了压力，但更多的，是一种被需要、被点燃的久违激情。

他已经很久没有被人如此直接、如此热烈地需要他的专业知识了。

在柏林，他是“前”高级科学家，是“非雅利安人”，是被排斥、被防范的对象。

而在这里，他是“博士”，是“专家”，是这群充满朝气和智慧的年轻人眼中，能够带领他们拨开迷雾的引路人。

他深吸一口气，环顾这个简陋的、充满刺鼻气味的仓库，目光扫过那些粗糙但闪耀着智慧火花的自制设备，扫过郭永华、孙正平、周默笙、赵广元……

一张张年轻而充满求知欲的脸庞。

这里没有威廉皇帝研究所的辉煌，没有安静整洁的实验室，没有随手可得的顶级期刊和精密仪器。

但这里有一种东西，是他在柏林早已失去的——自由探索的空气，毫无保留的信任，以及对实用知识、对改变世界的、炽热而纯粹的渴望。

“毛细管流变近似测量……是个有趣的思路，虽然精度有限，但结合经验公式，或许能建立起可用的工艺窗口。”

伯格博士终于开口，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属于研究者的兴奋，

“结晶动力学和取向松弛……这需要差示扫描量热仪、x射线衍射仪，但你们提到的热台偏光显微镜定性观察，结合不同热处理条件下的力学性能测试，进行关联分析，是经典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系统设计实验，积累数据，建立经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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