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女人从巷子里走出来，三十出头的样子，穿着一件褪色的红棉袄，头发用一根旧皮筋扎着，皮筋已经松了，有几缕头发散在耳边。

她拉着一个孩子，孩子三四岁，穿着一件大人的旧毛衣，袖子卷了好几道，下摆垂到膝盖。

孩子指着墙上的招工启事说，妈妈，那上面写的什么？

女人抬头看了一眼——那张纸被雨水淋过，又被太阳晒干，字迹模糊成一团淡蓝色的墨渍，只有“招工”两个字还勉强认得。

她说，那是招人的。

孩子说，招人干什么？

女人说，招人去厂里拧螺丝。

孩子说，你会拧螺丝吗？

女人说，会。

她在纺织厂干过六年，在流水线上拧过无数螺丝。

后来厂子被炸了，她就没有再拧过螺丝了。

孩子说，那你去呀。

女人没有回答。

她低下头，拉着孩子走了。

她的背影很小，很薄，在昏暗的路灯下像一张被揉皱的纸。

孩子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张招工启事，然后被母亲拉进了巷子深处。

他站在路灯的阴影里，看着她们的背影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巷子尽头。

他想起那份报告上的数字——四千六百万人没有工作。

四千六百万。

不是数字，是人。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一个这样的女人，一个这样的孩子，一个这样的巷子，一张被雨水淋花的招工启事。

他站在风里，站了很久。

风吹过来，把他的大衣吹得鼓起来。

他没有动。

他在想一件事——法已经改了，补贴已经发了，福利制度有了，保障制度也有了。

人饿不死，冻不死，病有地方看，老有地方养。

但人活着不是为了不饿死、不冻死、不病死。

人活着是为了像人一样活着。

像人一样站着，像人一样走路，像人一样在早晨睁开眼睛的时候觉得今天还有盼头。

现在这个国家的人，活着。

但没有盼头。

他走回政务院，走回办公室，坐在桌前，拿起那份报告又看了一遍。

然后他开始写。

写了整整一夜。

窗外从黑变成灰，从灰变成白。

日光灯管嗡嗡响了一夜，他的笔沙沙响了一夜。

天亮了。

他把写好的文件放在桌上，用手按在上面，压了压，像是要把那些字压进纸里去。

然后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响了三声，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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