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在扳手上僵住了，像冻僵的鸟爪子，缩着，张不开。

我去过东川市劳动局，在门口排了一上午的队。

队伍很长，从门口一直排到街角。

排队的人和我差不多——有的穿着旧军装，有的穿着工装，有的穿着洗得看不出颜色的衬衫。

他们低着头，手里攥着皱巴巴的表格。

轮到我，我把退伍证和简历递进去。

窗户后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戴着眼镜，把简历翻了一遍，说，你有什么技能？

我说，我会开枪。

她摘下眼镜看着我。

我说，还会挖战壕，看地图，夜间行军。

她把简历推回来，说，我们这里不招这些。

下一个。

我又去了人才市场。

交了十块钱报名费，领了一张入场证，站在大厅里。

那些招工的企业代表坐在桌子后面，面前立着牌子——“招电焊工，月薪一千二”、“招钳工，月薪一千”、“招司机，月薪八百”。

我一个一个问过去。

问到第三个的时候，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师傅看着我，说，你多大了？

我说，三十一。

他说，干过什么？

我说，当过兵。

他沉默了一下，说，当兵的不好找活。

我说，为什么？

他说，当兵的拿惯了枪，手太硬。

机器是精细活，手硬了干不了。

他说的不是手，是我这个人。

我从战场上带回来的那些东西——纪律，服从，耐力，不要命的勇气——在这里用不上。

这里不需要人挖战壕，不需要人夜间行军。

这里需要的是拧螺丝的手、看图纸的眼、算账的脑子。

这些我都没有。

那天傍晚，我去了克烈达西家。

他住在东川市老城区的一栋筒子楼里，走廊很窄，灯坏了，黑漆漆的。

我摸着墙走，数着门牌号找到他的门。

门没关严，露出一道缝。

我推开。

他坐在床边，面前是一张矮桌，桌上摆着两碟剩菜和一瓶喝了一半的白酒。

他的义肢卸下来放在墙角。

那条义肢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关节处的暗金色纹路是灰烬族的工艺，精密得像一件艺术品。

他坐在那里看着那条义肢，看了很久。

他抬起头看见我，咧开嘴笑了一下。

“来得正好。”他站起来，步子很重地走过去拿了个杯子，步子重不是因为生气，是因为少了条腿，义肢卸了，靠拐杖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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