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那天，火车到站的时候是下午。

车站很小，一间候车室，一个站台，站台上铺着红砖，砖缝里长着枯草。

我拎着行李袋走下火车，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

风吹过来，把地上的碎纸片吹起来，在空中打了个旋，又落下去。

没有人来接我。

我没有让人来接。

我妈在我入伍的第二年就死了，死在圣辉城空袭里。

那天STA的轰炸机从海上来，炸弹落在纺织厂家属院，一排平房全塌了。

我妈当时在屋里做饭。

邻居说她连叫都没来得及叫一声。

我爸坐在厂门口哭了一夜，第二天头发全白了。

这是邻居在信里告诉我的。

我在前线收到那封信的时候，正在挖战壕。

我把信折好放进口袋里，继续挖。

我爸现在住在东川市郊的棚户区里。

厂子关了，宿舍被收回了，他只能在棚户区租了一间不到十平米的房子。

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蹲在门口，嘴里叼着一根没有点燃的烟。

他的背更驼了，腿更弯了，眼睛更坏了。

他看见我走过来，站起来，站了一会儿，又蹲下去了。

他没说话。

我走过去，蹲在他旁边。

我们蹲了很久，久到天快黑了。

他忽然说，回来了。

我说，嗯。

他说，回来就好。

然后把那根没点着的烟从嘴里拿下来，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放回去。

我现在住的这间出租屋，就是用复员费租的。

复员费不多，两万块。

其中一万块我寄给了我爸，剩下的一万块交了一年房租，买了些锅碗瓢盆，还剩三千。

三千块，够活一阵子。

活到活不下去为止。

我今年三十一岁，欧克利坦人，退伍老兵。

我在战场上杀过敌人，受过两次伤，得过一枚三等功勋章。

但回到东川以后，我发现我什么都不会。

不会种地，不会砌墙，不会修车，不会开机器。

我只会拿枪。

拿枪的手，拿不起扳手。

不是拿不动——扳手比步枪轻多了。

是拿起扳手的时候，手不知道往哪拧。

螺丝在机器上，我知道那是螺丝，知道它应该被拧紧，但我的手不知道该怎么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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