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庶和赵简之的证明材料当天下午交到了韩冰手里。
宫庶写的是“五月八日、十六日、十七日三天,郑组长在编制组办公室处理积压文件,我进出办公室送文件时都看见他在”。
赵简之写的是“五月十七日下午我在编制组办公室跟郑组长开了一个短会,布置六月工作,会议记录上有我的签名”。
韩冰把两份材料和宋孝安的证词、粮铺老板的证明材料并排放在分析室桌上,对着日期一条一条核了一遍。
核到五月十六号的时候她停住了。
宋孝安的证词写的是五月十号到十四号去城北处理粮铺的事,十五号郑耀先回了本部,十六号宫庶说郑耀先在办公室。
但韩冰手里有一份总务处五月十六号的出门条存根联——出门条上写的是“编制组郑耀先赴城北处理公务”,领条时间是上午九点,回条时间是下午四点。
韩冰把出门条存根联拍了照片,第二天上午拿着照片去了编制组办公室。
郑耀先正在跟宫庶对档案室整改的验收清单,见韩冰进来把清单放下了。
韩冰把照片推过去:“郑组长,你行踪说明上写五月十六号在‘本部处理积压文件’,宫庶的证明材料也写十六号你在办公室。
但总务处出门条存根联上写的是你五月十六号上午九点领条赴城北处理公务,下午四点才回来。
你十六号到底在办公室还是在城北?”
郑耀先把照片拿起来看了一眼。
五月十六号他确实去了城北——那天他去城北见了陆汉卿,陆汉卿转来一条关于日军华中派遣军的情报,他当面去对细节。
但这件事不能跟韩冰说。
他当时跟宫庶说的是“去城北办点事”,宫庶以为他去处理编制组的公务,证明材料上就写了“在办公室”。
出门条上写的是“赴城北处理公务”,这个说法也没错——在他当时看来,见陆汉卿对情报就是公务,只不过不能明说。
“韩冰同志,五月十六号我确实去了城北。
出门条上写的是‘处理公务’,宫庶的证明材料写的是‘在办公室’——两样东西对不上是因为我没跟宫庶说清楚。
那天上午我走得早,跟宫庶说的是‘去城北办点事’,他以为我下午就回来了,写证明材料的时候顺手写了‘在办公室’。
实际上我上午九点走、下午四点才回来,中间在城北待了大半天。”
“你在城北办了什么事?”
“城北老街有个旧档存放点,编制组有一批去年三月的旧档存在那边,我去点了一下数量,核对了一下有没有缺漏。
这件事没走正式调阅手续,是编制组内部清点。”
韩冰把照片收回去,看着他的眼睛:“旧档存放点——城北老街哪个位置?
管存放点的人叫什么?”
“城北老街后巷三号,一个姓崔的老头管着。
编制组去年三月把一批旧档存在那儿,存的时候没走总务处仓库,是沈之岳批的条子。
我五月十六号去是核对那批旧档还在不在。”
韩冰把这条记下来,合上笔记本:“行,郑组长,城北旧档存放点我明天去核一遍——姓崔的老头、旧档数量、沈之岳的批条,三样东西对得上,五月十六号的事就算过了。
但五月八号和十七号那两天宫庶和赵简之的证明材料上写的是‘在办公室’,这两天总务处出门条上有没有你的名字?
我明天一并查。”
韩冰走了之后郑耀先给陆汉卿的交通站留了一句话:“韩冰明天去城北老街后巷三号核旧档存放点,姓崔的老头。
你跟老崔对一下口径——编制组去年三月存了一批旧档在他那儿,沈之岳批的条子,五月十六号我去点过数量。
旧档的数量和存放时间对得上就行,别的不用说。”
第二天上午韩冰去了城北老街后巷三号。
姓崔的老头七十来岁,耳朵有点背,韩冰问了半天才问清楚——编制组去年三月确实存了一批旧档在他那儿,一共六个木箱,沈之岳批的条子还在他抽屉里收着。
韩冰翻了翻条子,上面写的是“编制组旧档暂存城北,待整理后归档”,沈之岳的签名和日期都有。
她让老崔打开木箱数了一遍,六个箱子里的旧档卷数和编制组调阅登记本上的记录对得上,没有缺漏。
从城北回来之后韩冰又去了总务处查五月八号和十七号的出门条存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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