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不长,不过数百字。
但郭永华却看了很久很久。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仿佛要将每一个笔画都刻进心里。
台灯昏黄的光晕下,他的脸色变幻不定,时而激动得微微发红,时而凝重得如同深潭,时而眼角泛起点点湿意。
“先生”的信,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空泛的鼓励,甚至没有具体的工作指示。
但字里行间,却饱含着一位师长、一位革命者、一位身处困境却眺望未来的领导者,对远方游子最深沉的理解、最殷切的期望和最坚定的信任。
“科学无国界,然科学家有祖国。”——这是对他海外事业的根本定性,是理解,是支持,更是鞭策。
“潜心学业,厚积薄发,以待来时。”——这十二个字,重如千钧。
这是“先生”和国内组织,在全面权衡局势后,对他和钱学森等海外顶尖人才制定的最高战略方针。
不是不让他们回去,而是现在不是时候。
回去,可能只是多了一个科学家,甚至可能因各种原因折损。
而留在海外,利用这里的资源、平台、前沿信息,深入学习,广泛联络,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再带着更丰厚的“资本”归来,为百废待兴的祖国发挥更大作用。
这是何等深远的眼光,何等沉得住气的战略定力!
这封信,像一阵浩荡的春风,吹散了郭永华心中因艾琳怀孕、因事业压力、因身份撕裂而累积的许多迷雾和彷徨。
他长久以来的奋斗,他在异国他乡的挣扎与成功,他在商业、科技甚至隐秘战线上的所有努力,第一次如此清晰、如此明确地与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复兴大业联系在一起,并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战略价值。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背后,是“先生”和无数同志信任的目光,是四万万同胞对未来的殷切期盼。
他在这里的每一天,每一份成就,都是在为那个“来时”积蓄力量,铺就道路。
一股滚烫的热流在他胸中激荡,那是使命感被重新点燃、被赋予神圣意义的激动。
但同时,一股更深的、冰冷的痛苦,也随之蔓延开来,与那滚烫的激情交织、撕扯。
“待来时”。
到那时,艾琳怎么办?
他们尚未出世的孩子怎么办?
他能带着他们一起回去吗?
在那个时代,带着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妻子和混血的孩子,回到战火初定、百废待兴、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中国?
那对他们,对孩子,会是怎样一种境遇?
艾琳愿意吗?
她能适应吗?
孩子能健康成长吗?
如果……不带他们回去。
那他这一去,归期何在?
难道真要像他对艾琳承诺(或者说,是艾琳强加给他)的那样,做一个遥远的、符号化的父亲?
在孩子的成长中永远缺席?
让艾琳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承受一切?
“先生”在信末特意提及他的父母“一切尚安”,让他“宽心”,这是安慰,也是一种无形的提醒——你的根在那里,你的责任在那里,你的至亲在那里翘首以盼。
而在这里,在波士顿,也有他无法割舍的骨肉和深情。
家国情怀,骨肉亲情。
两种同样深沉、同样无法背弃的情感,如同两股巨大的力量,从不同的方向拉扯着他,要将他生生撕裂。
郭永华放下观察镜,身体向后重重靠进椅背,闭上眼睛。
黑暗中,“先生”清癯而充满期盼的面容,与艾琳温柔而倔强的脸庞,与父母日渐苍老的容颜,与那个尚未成形的小小生命可能的样子,交替浮现。
信纸上力透纸背的“厚积薄发,以待来时”,与艾琳那句平静却斩钉截铁的“我不要婚姻的承诺”,在他脑海中激烈碰撞,发出无声的轰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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