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东北军的报告，那个贪财的文书会不会根本不敢往上递，或者递上去也被那些骄傲的少帅幕僚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杞人忧天？

时间一天天过去，进入六月。

北平的暑气越发蒸人。

关于中东路的新闻开始增多，中文报纸上出现了更多中苏双方互相指责、边境摩擦加剧的报道。

市井间也开始有些议论，但大多百姓更关心米价和时疫，对千里之外北满的争端，感觉遥远而模糊。

郭永华通过秦慕舟和方维钧，更加紧密地监视着日、苏媒体的动向。

日方报道的调门在继续微妙升高，开始出现“中国方面不负责任的挑衅行为，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帝国侨民及权益急需保护”等更具煽动性的言论。

苏联方面的警告也日趋严厉。

六月下旬，陈石头带回了关于报告递送结果的零星反馈，令人沮丧。

通过中间人打听，南京方面那份报告，据说确实被某个部门收到了，但“长官看后，认为分析虽有些见地，但多属推测，且来源不明，已归档备查，暂无进一步指示”。

而东北军北平办事处那边，则毫无音讯，那个收了钱的文书事后避而不见，通过中间人传话，只说“上头看了，没说什么”，再无下文。

石沉大海。

意料之中的结局，却依然让人感到一阵冰冷的无力。

他仿佛能看到，那些穿着笔挺制服、自诩掌握国家机要的官员或军官，拿着他那份呕心沥血、基于无数公开信息却揭示出致命危险的分析报告，随手翻看几页，嘴角或许还带着一丝对“商人妄议国是”或“江湖术士危言耸听”的不屑，然后漫不经心地将其扔到一旁，继续忙着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或者沉浸在“统一告成”、“大局已定”的虚幻迷梦中。

“掌柜的，我们……尽力了。”

秦慕舟看着郭永华连日来越发沉默冷峻的侧脸，忍不住低声劝慰。

他和方维钧也深感挫败，他们引以为傲的专业分析，在僵化的官僚体系和傲慢的权贵面前，竟如此不值一提。

“是啊，尽力了。”

郭永华站在地图前，望着哈尔滨、满洲里那些地名，声音有些飘忽，

“可有些事，不是尽力就有用的。

我们看到了危险，发出了警告，可听的人捂住了耳朵，或者觉得这警告来自一个不配说话的人。

那么，当危险真的来临时，流血的就不是捂耳朵的人，而是千千万万蒙在鼓里的百姓。”

他想起记忆中那片即将被战火蹂躏的肥沃黑土地，想起那些即将在“不抵抗”命令下茫然无措、然后被屠杀、被奴役的同胞，心脏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窒息般地疼痛。

第一次正式的、倾尽全力的预警尝试，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失败了。

这失败，无关乎情报的准确性，无关乎分析的深度，只关乎那令人绝望的、信息传递渠道的阻塞与阶层壁垒的森严。

一种更深沉的愤怒和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在他心中交织。

愤怒于这麻木不仁的体制，清醒于自身力量的渺小和方式的局限。

仅仅做一个幕后的、依赖官方渠道的“预警者”，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能是徒劳的。

必须寻找更直接、更有效、更能掌握主动权的方式。

就在这种预警失败的挫败感和对时局的深切忧虑中，另一件被他谋划已久、同样隐秘而至关重要的事情，也在同步紧锣密鼓地进行。

这件事，与预警的“务虚”不同，它极端“务实”，目标明确——在即将到来的、那场他记忆中被称为“大萧条”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攫取第一桶真正意义上的、庞大的国际资本，为他未来的“出洋”计划，也为“永华昌”的蜕变，打下坚不可摧的经济基础。

这件事，他连秦慕舟、方维钧都未曾透露分毫，全程只与一个人秘密筹划、执行——陈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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