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书合上，放进口袋里。

抬起头，看着那束光柱。

光柱在风里晃，但不会灭。

它在那里，等他回来。

他一定会回来的。

他不会走。

他也不会关。

北方，谈判地点设在矿区的工人文化宫。

文化宫是老建筑，帝国时代建的，黑金时代翻修过。

墙皮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的砖头。

屋顶漏水了，地上摆着几个桶，接着滴下来的水，滴答滴答，像很多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钟。

长条桌是木头的，很旧，桌面上有无数道划痕，是矿灯留下的，是饭盒留下的，是拳头留下的。

叶云鸿坐在桌子这一边，面前没有文件，没有水杯，什么都没有。

他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外套，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

头发花白，不是染的，是熬的。

眼窝很深，颧骨很高，嘴唇没有颜色。

但他的眼睛是亮的，像两块被烧透了的炭，快要灭了反而更亮。

对面坐着十三个人，矿工的、工人的、农民的。

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穿着打着补丁的旧衣服，穿着袖口磨毛了的中山装。

他们的脸很黑，手很糙，眼睛里有血丝，有疲惫，有一种叶云鸿见过很多次、但永远无法习惯的光——那是被逼到墙角、退无可退、只能往前冲的人才会有的光。

谈判持续了七个小时。

从晚上八点谈到凌晨三点，中间换了四次茶，添了七次水，上了两轮烟。

烟灰缸满了又清，清了又满。

没有人吃饭，没有人睡觉，没有人离开。

他们谈补发工资的标准、时间、方式，谈提高待遇的幅度、范围、期限，谈惩治腐败的力度、对象、措施，谈改善民生的项目、预算、责任人。

谈得很艰难，每一条都要反复确认，每一个数字都要反复核对，每一个字都要反复推敲。

他们怕被再骗一次。

骗了太多次，怕了，不是怕被骗，是怕信了又被骗，信了又被骗，信到不信了。

不信了，就不想了。

不想了，就不干了。

不干了，就死了。

不能让他们死。

凌晨三点，太阳从东边的天际线上探出一点头，很淡，很弱，像一盏快要灭的灯。

叶云鸿站起来，伸出手。

十三个人也站起来，伸出手。

他握住了，一个一个握过去。

手是糙的，是指缝里嵌着黑泥的，是青筋暴起的，是骨节突出的。

他握了很久，松开最后一个手的时候，那个人没有松，他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红，不是哭的，是熬夜熬的。

“主理任席。”

“嗯。”

“我们不是想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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