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戴着眼镜，笑得很拘谨，像那种在单位里小心谨慎、想往上爬又不敢太出格的小干部。

这样的人，是怎么走到那一步的？

是第一次伸手时的战战兢兢？

是第二次时的自我安慰“就这一次”？

是第三次时的麻木？

还是第一百次时的理直气壮“大家都这样”？

墨文不知道。

资料里没有这些细节。

只有名字、职务、罪名、处决日期。

他继续抄写。

抄到第三十九个名字时，笔尖顿了顿。

最后一个被处决的是个女人，三十六岁，省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罪名是“利用职务之便，泄露调查信息，导致两名证人被灭口”。

她的照片上，有一双很亮的眼睛。

墨文看着那双眼睛，看了很久。

然后，他在这个名字旁边，用很小的字写下：

“她有一个十岁的女儿。

女儿现在在荣军院孤儿部。”

就这一句。

不加评论，不加感慨。

只是事实。

历史需要事实。

所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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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五时，林晚回来了。

脸冻得通红，怀里抱着一个牛皮纸包裹。

“院长，取到了。”她把包裹放在桌上，“还有……邮局的人说，以后霜月镇来的信，可能不能直接寄到文化院了。

要走统一收发流程。”

墨文皱眉：“为什么？”

“说是‘安全规范’。”林晚低声说，“所有民间来信，都要经过审查才能送达。”

“知道了。”墨文没有多问。

他拆开包裹，里面是一本薄薄的、塑料封皮的笔记本，还有一封手写信。

他先看信。

信纸很普通，字迹工整但有些颤抖：

“墨文院长：

您好。

我是李星的妈妈。

星儿的遗物大部分都随他下葬了，但这本日记，我想了很久，还是觉得应该交给您。

他说过，您在编一本记录普通人的书。

星儿只是个普通孩子，但如果他的日记能帮您记住这个时代真实的样子，他在天上也会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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