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朝鲜前线冰与血的炼狱相比，后方的东北工业基地，则是另一番热火朝天、争分夺秒的景象。

虽然也笼罩在战争阴云和敌机轰炸的威胁之下，但这里没有硝烟，只有炉火、机床的轰鸣、锻锤的撞击和工人们忘我劳作的汗水。

“红房”基地，规模比几个月前扩大了一倍不止。

新的车间、仓库拔地而起，虽然依旧是砖木结构，甚至有些是简易的木板房，但里面安装的机器却日夜不停地运转。

得益于苏联援助的部分到位和李仲恺从全国调集的资源，加上“基石”计划前期冒险送回的部分关键设备和技术资料打下的基础，“铸剑”计划及相关项目的产能，正在艰难却稳步地提升。

火箭筒生产线上，工人们三班倒。

铸造、机加工、热处理、组装、检验……一道道工序紧密衔接。

虽然工艺依然粗糙，合格率不稳定，但每天都有数十支经过简单测试的“五〇式”火箭筒，被打上编号，涂上防锈油，装入木箱，等待运往前线。

沈弘毅几乎住在了车间里，眼睛熬得像兔子，嗓子嘶哑得说不出话，但精神却异常亢奋。

前线不断传回零星但振奋人心的消息：“火箭筒打掉敌人坦克！”“战士们都叫它‘铁拳’！”“美国鬼子怕了咱们的新家伙！”

每一条这样的消息，都让他和工人们如同打了鸡血，再苦再累也觉得值了。

“火流星”火箭弹的生产车间，噪音和气味更大。

双基推进剂的混合、浇注、固化，都是在严格控制的防爆车间内进行，危险而辛苦。

苏清河戴着厚厚的口罩和防护镜，亲自盯在最重要的装药工序，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火箭弹的弹体铸造、尾翼加工、总装测试，也在一派忙碌中进行。

简易发射架的生产则分散到了几个合作的铁器社和小型机械厂，用最“土”的办法，进行切割、焊接、组装，虽然简陋，但产量提升很快。

第一批五十套发射架和两千枚火箭弹运走后，上级的要求翻了几番，压力山大，但没人抱怨，只有埋头苦干。

高射机枪的仿制和生产，是另一个重点。

在抚顺和吉林的兵工厂里，仿制苏式德什卡12.

7毫米高射机枪和14.

5毫米高射机枪的生产线已经初步建立。

虽然材料、工艺与原型有差距，故障率不低，但毕竟实现了从无到有。

一批批散发着机油味的“铁家伙”被生产出来，配上简易的轮式枪架，装上火车，运往鸭绿江边，再分发给入朝部队，用于要点防空和对低空敌机的骚扰射击。

它们或许很难真正击落敌机，但至少能让美军飞行员在俯冲扫射时，多几分顾忌。

郭永华更是忙成了旋转的陀螺。

他不仅要协调“红房”内部几个项目的进度和技术攻关，还要频繁往返于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与苏联援助的专家、技术人员打交道，协调设备安装、技术消化，同时还要紧盯国内自身的技术改进和生产扩大。

这一天，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筹备处）的会议室里，就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执。

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在苏联援助的嘎斯-51汽车基础上，进行简化仿制（即后来的“解放”牌卡车的原型）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利用现有条件，扩大军用越野车的生产。

苏联专家组的负责人，是一位名叫伊万诺夫的中年工程师，身材高大，头发微秃，戴着金丝眼镜，表情严肃，带着一种典型的、居高临下的“老大哥”派头。

他指着摊在桌上的嘎斯-51汽车图纸，用带着浓重俄语腔调的中文说：“郭同志，贵国的工业基础，尤其是精密加工和材料冶炼，非常薄弱。

仿制嘎斯-51这样的车型，需要完整的冲压生产线、高精度机床、合格的轴承和特种钢材。

以你们目前的水平，我认为，五年内能够吃透技术，建立起初步的生产能力，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当前，应该集中精力，利用我们提供的散件，进行组装，满足前线最急需的运输需求。

而不是好高骛远，去搞什么仿制、改进。”

他的话翻译过来，会议室里的中方技术人员脸色都有些不好看。

虽然说的是事实，但那种不容置疑、略带轻蔑的语气，让人很不舒服。

郭永华坐在伊万诺夫对面，神色平静。

他理解苏联专家的傲慢源于其工业实力的差距，但更清楚完全依赖苏联援助的潜在风险。

前世记忆中，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的痛楚，以及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偿还债务的艰辛，让他对“自力更生”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

“伊万诺夫同志，”

郭永华缓缓开口，语气不卑不亢，

“您说得对，我们的工业基础确实薄弱。

正因如此，我们才更需要抓住一切机会，学习、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并最终实现自主生产。

完全依赖散件组装，不仅成本高昂，受制于人，而且无法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队伍，一旦情况有变，生产线就会停摆。

前线急需运输车辆，这是事实。

但我们也必须着眼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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