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次近在咫尺的事故,像一记警钟,狠狠敲在他的心上。
它不仅仅是一根撬棍的断裂,更是这庞大、复杂、伤痕累累的东北工业体系现状的一个尖锐缩影——设备老旧失修,隐患无处不在,技术力量青黄不接,操作规程近乎空白,而人们重建家园的急切心情,有时会掩盖掉那些潜藏的风险。
“永华,”
郭永怀凑过来,压低声音,脸上还带着后怕和焦虑,
“这台水压机是修复三棵树厂大型车辆锻压能力的关键。
传动齿轮组卡死,可能是轴承损坏,也可能是内部有异物,或者润滑系统彻底失效。
没有专用液压设备和大型吊装工具,光靠人力……刚才你也看到了。
而且,类似的传动问题,在抚顺重型机械厂、沈阳机床一厂的好几台关键机床上都有发现。
我们带来的资料里,有德国类似设备的维修手册,但……”
他苦笑了一下,指了指水压机传动箱上那些日文、德文混杂的铭牌和模糊不清的标识,
“对不上号,很多零件是日本仿制或改造过的,结构有差异。
老师傅们凭记忆,说法也不一。”
钱瀚辰这时也从不远处一个摆满图纸、卡尺和测量工具的小工作台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眉头紧锁。
“永华,我刚核对了从厂部档案室找到的零散图纸,和这台机器的实物对不上,缺了很多关键部位的剖面图。
而且,很多尺寸标注是日文旧制,和我们带回来的公制标准资料换算起来很麻烦,容易出错。
刚才的事故,撬棍断裂是直接原因,但深层原因,是我们对这台设备的确切‘病情’诊断不清,就试图用‘蛮力’治疗。”
郭永华点点头,目光再次掠过这台沉默的巨兽,又缓缓扫过这巨大车间里其他或瘫痪、或残缺、或勉强运转却发出不祥噪音的机器。
三棵树铁路工厂,这个曾隶属于“满铁”、拥有上万工人、能制造和修理火车机车车辆的大型联合企业,如今就像一个身负重伤、奄奄一息的巨人。
战争破坏的痕迹随处可见——被炸塌的半个屋顶用木柱和油毡勉强支撑,墙壁上弹孔累累,地上散落着来不及清理的碎砖和机器零件。
然而,比战争创伤更触目惊心的,是长期失修、掠夺性使用和仓皇撤退时的破坏造成的系统性衰败。
许多设备被拆卸了关键部件,管线被割断,电路被扯乱,珍贵的机床被故意损坏,图纸资料或被焚毁,或被带走,留下的多是残缺不全、难以辨认的“天书”。
这些日子来,他和钱瀚辰分头带领技术团队,几乎走遍了东北主要的工业城市和大型厂矿。
从鞍山高耸入云却冰冷沉寂的高炉,到抚顺露天矿那巨大如伤疤的矿坑和被水淹没的巷道;从沈阳铁西区那一片片曾经机声隆隆如今却死寂无声的工厂街区,到大连港那些锈迹斑斑、无法动弹的吊车和船舶……
他们看到了远比郭永怀最初报告中描述的、更加复杂和棘手的局面。
设备的老化、损坏程度参差不齐,技术资料的缺失远比想象的严重,原日籍技术人员大部分被遣返或逃亡,留下的中国技术员和老师傅虽多,但水平不一,且长期在日式管理和技术体系下工作,对更系统、更标准化的现代工业理念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了远比历史上同期要好得多的基础——正如郭永华穿越之初就努力预警和斡旋的结果,苏联红军拆走的设备规模被控制在了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
许多关键性的、大型的、难以运输的“工业母机”得以保留。
比如鞍钢的初轧机、大型高炉炉体,沈阳机床厂的几台重型龙门刨、精密坐标镗,以及眼前这台“铁甲-7”水压机。
它们像一头头沉睡的钢铁巨兽,虽然伤痕累累,锈迹斑斑,但“骨架”大体完整,心脏(核心部件)多数仍在。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是比原本时空中一片狼藉、几乎被搬空的东北工业要好上太多的起点。
这也是支撑着郭永华、钱瀚辰、郭永怀、汉斯以及所有投身于此的人们,在如此艰难条件下依然保持信心的最大底气。
“问题很多,困难很大,”
郭永华收回目光,看向钱瀚辰和弟弟,也看向周围渐渐聚拢过来、脸上带着疲惫、焦虑却也含着期待的工人们和技术员们,
“但底子比我们预想的要好。
巨兽还在,只是睡着了,还受了伤。
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抱怨伤势多重,而是要成为最顶尖的医生,用最稳妥、最科学的方法,先给它做个全身检查,摸清每一处伤情,然后再对症下药,让它一点点恢复生机,最终,站起来,吼起来!”
他的声音不高,但在寂静的车间里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
没有豪言壮语,却有一种基于现实分析的冷静力量。
“瀚辰兄,你带人继续整理、比对图纸和技术资料,特别是从‘火种’计划里带回来的那些德文、英文原版手册。
找懂日文的技术员一起,建立一套标准的图纸翻译、校对和复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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