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周，郭永华没有立即返回波士顿。

他坐镇纽约，与周明轩、陈石头一起，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构建“纽约前哨”和打通采购转运渠道的工作。

首要任务，是物色一个更合适的据点。

他们现在这个地方过于临时，也不够安全。

通过卡森那位可靠的犹太律师塞缪尔·艾布拉姆森先生，他们很快找到了几个备选地点。

最终，他们选择了位于布鲁克林区靠近码头、但并非核心区域的一栋不起眼的四层砖混结构仓库的顶层。

这里原本是一个意大利裔小商人堆放皮革边角料的仓库，因为生意萧条而闲置。

仓库结构坚固，只有前后两个楼梯通道，顶层视野开阔，易于警戒。

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独立的、不显眼的货运电梯和后门，方便货物进出而不引人注目。

周围环境混杂，小型加工厂、货栈、移民公寓林立，各色人等往来，他们这样几个“东方商人”偶尔出现，并不突兀。

在塞缪尔律师的协助下，他们以一家新注册的、股东背景模糊的“远东贸易公司”的名义，租下了整个顶层，并签订了一份长期租约，价格低廉。

郭永华亲自设计了内部的改造：用厚实的隔断分割出生活区、办公区、小型资料室和储物区。

办公区配备了必要的桌椅、文件柜、一台更新的打字机，以及至关重要的——一台经过特殊调试、可以相对安全地接收特定波段加密信息的收音机（这个时代还没有普及的证券行情实时报价机，但可以通过收音机收听一些财经信息广播，更重要的是接收约定好的简单信号）。

生活区则力求简单实用，储备了足够的食物、水和一些应急物资。

储物区暂时空置，为将来可能存放的敏感物品做准备。

改造工程由塞缪尔律师介绍的、一家信誉良好的小型建筑公司完成，工人都是可靠的熟手，且被要求签署了简单的保密协议。

陈石头全程监工，确保没有留下任何安全隐患或后门。

短短一周多时间，一个隐蔽、安全、功能基本齐全的据点便初步成型。

郭永华将其命名为“七号仓库”，一个毫不引人注目的名字。

与此同时，采购和转运渠道的建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这件事主要由陈石头负责，侯小七协助，郭永华和周明轩在背后提供资金和方向指导。

采购相对容易。

大萧条的深渊里，无数工厂倒闭、设备闲置、物资被廉价抛售。

陈石头通过塞缪尔律师的关系，联系上了几个专门处理破产工厂资产清算的经纪人和二手设备商。

这些人手里有大量“白菜价”的工业品信息。

郭永华那份清单上的东西，除了少数高精尖或受出口管制的，大部分都能找到货源，而且价格低得令人咋舌——一台八成新的辛辛那提小型通用车床，价格可能只有其新机器时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一整套完好的德国产精密量具，被当作普通旧货处理；大量过期的技术期刊、工程手册、专利文件，更是被当成废纸，按磅出售。

难点在于筛选、检验、议价，以及最关键的——运输。

直接购买、打包、找船运回中国，在1932年的环境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中国局势动荡，海关检查严格（尤其对可能用于军事的工业设备），沿途运输风险高，且如此集中的采购行为本身就容易引起注意。

必须通过更加迂回、隐蔽的第三方渠道。

塞缪尔律师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联系上了一位信誉良好的希腊裔航运经纪人，尼古拉斯·帕帕多普洛斯。

帕帕多普洛斯先生五十多岁，身材矮胖，笑容可掬，拥有一家小型的航运代理公司，主要经营美国东海岸到加勒比海、南美北部的短途航线，但也与一些跑远东航线的散货船船长有联系。

更重要的是，他“懂得规矩”，只要佣金给足，不问货物具体是什么，也不问最终去向，能帮忙处理文件，甚至“安排”一些特殊的装卸。

在一个闷热的下午，郭永华、陈石头在塞缪尔律师的陪同下，在曼哈顿下城一家不起眼的希腊小餐馆里，见到了帕帕多普洛斯先生。

餐馆里弥漫着橄榄油、烤羊肉和香料的味道。

“先生们，你们的需求，塞缪尔大概跟我提过。”

帕帕多普洛斯用小银勺搅拌着浓稠的希腊咖啡，笑眯眯地说，口音浓重，“一些……普通的工业机械，二手工具，还有书籍纸张，运到远东，嗯，可能是菲律宾，或者荷属东印度？

总之，不是敏感货物，但数量有些杂，有些笨重，而且，希望不要太引人注意。”

郭永华穿着朴素的西装，戴着眼镜，扮演着“远东贸易公司”负责采购的经理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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