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发不对,老百姓就领不到。
老百姓领不到,就会挨饿。
我是东川人,我知道挨饿是什么滋味。
他没说话。
第二天,我被调到了预算科。
不是跑腿了,是正经做业务。
我坐在那张新的办公桌前,看着桌上那台新的电脑,看了很久。
我没哭,但我喉咙堵了一下。
我想起我妈在集上蹲着卖鸡蛋的样子,想起她为了五毛钱跟人争了半天,最后人家走了,她又喊——七毛就七毛。
人家没回头。
我想起我爸蹲在厂门口、嘴里叼着那根没有点燃的烟、看着那扇关着的铁门的背影。
我想起他吐在桌上那些酒。
他们把我送出来,不是让我跑腿的。
是让我做事的。
我现在可以做事了。
我在东川省财政部做了五年。
从预算科做到综合科副科长,从副科长做到科长。
我经手的每一笔拨款,都干干净净。
有一年,有个县里的企业主来找我,想让我在税收减免上通融一下。
他拎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放在我桌上。
我打开看了一眼,里面是钱。
我把袋子系好,推回去。
他笑着说,章科长,交个朋友。
我说,朋友可以交,钱不能收。
他收了笑,拎着袋子走了。
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说,你这么干,升不上去的。
我说,升不上去就升不上去。
升不上去,我也睡得着。
睡得好,比什么都强。
我以为我会一直这样下去。
干干净净地干活,老老实实地做人,攒够了钱接我妈来城里。
但我错了。
错不在他,在我。
错在我以为自己不会变。
错在我以为那股从东川红砖房里带出来的倔劲儿,够用一辈子。
我被破格提拔到中央财政部的时候,三十一岁。
调令下来那天,全处的人都来恭喜我。
有人说,你是咱们东川省第一个破格进中央的,给东川争光了。
有人说,章科长,以后在中央别忘了我们。
我笑着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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