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间地下室。
我在地下室里坐了三年,等了三年,想了三年。
三年里,没有人来帮我,没有人来看我,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三年后,第一个人来了。
他叫赫伯特·冯·克劳泽维茨,是一个退伍的老兵,在街上讨饭,被人打断了腿。
我给了他一口饭吃,他留下了。
他替我收账,替我打架,替我挨枪子。
他死了,我把他埋在城外的公墓里,把他名字刻在酒瓶上,喝下去,咽下去,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后来来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越来越不听话。
他们想要更多的钱,更大的地盘,更高的地位。
他们想要我死。
我老了,打不动了,骂不动了,杀不动了。
但我还活着。
我活着,STA就不会倒。
不是因为STA多强大,是因为STA不需要你们。”
他停了。
他看着那些脸,那些惊愕的、恐惧的、愤怒的、茫然的脸。
“你们可以走。
走了,我不会追。
你们可以留下。
留下,就要听我的。
不听,就杀。
杀不了,就等。
等到了,就杀。
等不到,就死。
死在这里,死在你们想要抢走的这个位置上。
我不在乎。
我老了,快死了。
死之前,我想看看,你们这些人,能把这个位置坐多久。”
没有人说话。
会议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的嗡嗡声,只有墙上时钟的滴答声,只有那些人的心跳声。
他站起来,椅子往后滑了一点。
他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
“散会。”
他走了。
走廊很长,灯是白的,地砖是灰的。
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很稳,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很轻,很远。
他回到办公室,坐在桌前,打开抽屉,里面有一瓶酒。
不是赫伯特·冯·克劳泽维茨,是另一瓶。
标签上的名字是——弗里德里希·冯·施特海姆。
他是STA的第二任总参谋长,死在卡莫纳共和国成立的那场战役中,被炮弹炸飞了半个脑袋,连遗言都没来得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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