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收回手,面向台下。
“有人问我:你现在没钱没兵,拿什么收复?”
“我答:拿命。”
“不是我的命。
是我们所有人的命。”
“矿工的命,农民的命,士兵的命,铁匠的命,教师的命。”
“每一个不愿顺从的人的命。”
“每一双不甘心被压迫的眼睛。”
他的声音不再高亢,沉下来,像铁砧。
“旧帝国烂了,我们爬起来。”
“黑金来了,我们打回去。”
“合众国压境,我们扛了三年。”
“南方分裂了,我们……”
他停了一瞬。
“我们会把它接回来。”
“不是一年,不是两年。
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但我们会做。”
“因为这是未完成的。”
“张司长没做完的,我们做。”
“这代人做不完,下代人接着做。”
“下代人做不完,下下代人接着做。”
“只要共和国还在,只要人民还在,只要那根刺还扎在压迫者喉咙里——”
“这件事,就没完。”
他后退一步。
三万人的广场,鸦雀无声。
雷诺伊尔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开口,声音放得很轻:
“我小时候,在北境矿场,听过一个故事。”
“说有个老头,一辈子种树。
有人问他:你种的树,你自己又用不上,图什么?”
“老头说:我用不上,我儿子用得上。”
“那人说:你儿子也不一定用得上。”
“老头说:那就我孙子。”
“那人说:你孙子也不一定。”
“老头说:那就孙子孙子孙子。”
“那人说:那你要种到什么时候?”
“老头指着眼前那片荒山,说:种到山绿为止。”
台下有人笑。
笑着笑着,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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