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华用炭笔，在一张新的毛边纸上，画出了简单的比较表格，分别从“交通与物流”、“原料获取”、“市场与销售”、“安全与风险”、“发展潜力（未来）”、“与外界（山东、汉中）联络”等几个维度，给三个地方打分。

虽然很多指标无法量化，但这种梳理，让模糊的决策逐渐清晰。

顾念书倾向于自贡，认为那里“实业”基础最好，虽然危险，但机遇也大，若能以技术（如改进制盐或利用副产品）打开局面，或许能快速积累资本。

郭永怀觉得泸州好，“热闹，方便，卖东西容易”。

陈石头则对宜宾的“退路”功能更看重，“万一不行，往山里头一钻，总能活命”。

郭永华则一直沉默着，手指在表格上缓缓移动，目光深邃。

他考虑的，远比眼前这几年的生存更远。

肥皂、蚊香，只是立足的起点。

他真正想做的，是让那点超越时代的“知识火种”，找到一片能够真正萌芽、生长，甚至在未来某个时刻能够发挥作用的土壤。

这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至少是乱中有序），便利的交通（获取信息、原料、输出产品），一定的工业或手工业基础（技术工人、相关产业），以及……不那么引人注目，却又具备足够经济活力以支撑试验的空间。

自贡，工业基础最强，但环境最恶劣，犹如在火药桶边跳舞，且盐业体系封闭排外，他们的“新知识”很难融入，反而容易因“异类”而被吞噬。

宜宾，退路最佳，但过于偏僻闭塞，交通不便，市场狭小，不利于“知识”的传播和“实业”的扩大，更像是一个最后的避难所，而非发展的起点。

唯有泸州，看似中庸，却暗合了他的多重需求。

水运之利，是这个时代最宝贵的发展动脉。

商业活跃，意味着信息流通、需求多样、规则相对“市场化”。

非军阀必争之腹心，意味着相对（仅仅是相对）的“安全缝隙”。

沟通滇黔湘鄂，意味着进退有据，视野开阔。

更重要的是，一个繁荣的码头城市，必然有对各种“奇技淫巧”的包容，有对接纳“外来户”的传统（商人流动性大），也有对各种改善生活、提高效率的“小发明”的需求——这正是他那些“超前”知识能够悄然落地、逐步验证、并可能产生实际价值的绝佳试验场。

风险固然有，但哪里没有风险？

关键在于，风险是否可控，机遇是否足够。

他心中渐渐有了倾向，但并未立刻说出。

决策如此重大，必须让所有人都理解、至少是接受其中的逻辑。

他需要更有力的佐证，也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来统一思想。

时机，很快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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