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摘下眼镜，用衣角用力擦拭着，声音有些发哽：“我学这个，最初是因为家父是中医，我想搞明白那些草药方子背后到底有什么物质在起作用。

可出来越学，就越觉得……我们缺的，不光是几间现代化的医院，几所医学院，我们缺的，是整个基于现代科学，尤其是基于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的、对‘人’本身健康规律的认识，是一整套从食物营养、公共卫生到疾病预防的体系和观念！

这是比机器、比工厂更基础、也更关乎人命的东西！”

郭永华默默地听着，心中震动。

他见过许多留学生，有埋头苦读不问世事的，有热衷名利一心留在美国的，也有空谈救国却无实际行动的。

但像陆文渊这样，将最前沿的、看似“阳春白雪”的生物化学研究，与故国最基础、最迫切的民众健康问题如此紧密而痛苦地联系在一起，并为之感到深切焦虑和责任的，并不多见。

这种视野和情怀，超越了狭隘的专业范畴，触及了“科学”与“国家”、“人”的根本关系。

而且，从陆文渊偶尔提及的只言片语中，郭永华还捕捉到了一些更不寻常的信息。

他提到，他目前在哈佛的合作项目，与一种“可能具有强大抗菌作用”的霉菌代谢产物有关（郭永华心中一凛：这描述，听起来很像他前世模糊知道的、青霉素研究的早期方向）；

他抱怨美国的大制药公司对这类“来自自然界的抗菌物质”兴趣浓厚，投入巨资，而国内“怕是连稳定的培养基都难以大规模制备”；

他甚至隐晦地提到，他正在“用自己有限的津贴和实验边角料”，尝试重复和验证某些欧洲关于“磺胺类化合物”抗菌效果的初步报道，并为此“偷偷”查阅了大量德文、法文的专利和文献，因为“美国这边对这些来自欧洲的、尚未完全证实疗效的‘染料衍生物’兴趣不大，但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子”。

磺胺类药物！

青霉素的早期研究！

郭永华几乎要按捺不住内心的惊涛骇浪。

他深知这两样东西在未来意味着什么——那是能拯救无数生命的“神药”，是医学史上的革命，更是战争中决定伤员生死、维系军队战斗力的关键物资！

这个陆文渊，一个看似普通的生物化学博士生，其研究触角，竟然已经延伸到了这两个未来至关重要的领域！

尽管还处于非常早期的、个人兴趣驱动的探索阶段，但其前瞻性和潜在价值，无可估量！

更重要的是，陆文渊的这种探索，并非完全出于学术好奇心。

他话语中透露出的，是一种强烈的、希望为积贫积弱的祖国找到“用得上的、能救命的、不那么依赖昂贵复杂工业基础”的医药途径的迫切愿望。

这与“播种”计划中，对基础民生和国防医学领域的关注，不谋而合。

“这是一个‘特殊成员’。” 郭永华几乎立刻做出了判断。

陆文渊的价值，不仅在于他可能带来的、关于维生素、抗生素、公共卫生等领域的“生命科学”种子（这恰恰是郭永华自身知识结构和“苹果树”小组目前相对薄弱的环节），更在于他那种将尖端科学与国家最迫切需求紧密结合的视角和情怀。

他是“苹果树”小组急需补充的人才类型——一个具备扎实现代科学训练、心怀家国、且视野超越纯工程技术、关注“人”本身的交叉学科人才。

但是，吸纳他，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陆文渊的研究领域（尤其是涉及抗菌物质）本身就可能敏感；他这种积极搜集国外（包括欧洲）专利文献的行为，也容易引起注意；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似乎比较单纯和热忱，对潜在的险恶可能缺乏足够的警惕。

贸然接触，一旦他无法理解或接受“播种”事业的隐秘性和危险性，反而可能带来暴露的风险。

车轮的轰鸣声持续着，郭永华的思绪也在飞速旋转。

如何接触？

如何考察？

如何确保安全？

旧金山渠道的风险警示犹在耳边，他必须如履薄冰。

“文渊兄，”

郭永华打破了沉默，声音平稳，仿佛只是继续刚才关于公共卫生的闲聊，

“你说得对，健康是根本。

没有健康的国民，什么工业建设、国家富强都是空谈。

我在mIt，有时候看着那些精密的机器，也会想，这些东西固然重要，但最终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好。

如果最基础的健康都保障不了，再先进的机器，意义也大打折扣。”

陆文渊转过头，昏暗的光线下，他的眼睛因为找到了知音而微微发亮：“永华兄能这么想，太好了！

我常觉得，我们学理工的，容易陷入技术细节，忘了技术最终是为‘人’服务的。

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下，可能最急需的，还不是最顶尖的飞机大炮，而是能让更多孩子不因腹泻脱水夭折、让更多士兵伤口不因感染溃烂而死的、实实在在的、可及的医药和卫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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