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坚持坐着，坚持记录着每一条反对意见，每一个潜在的风险。

雷蒙德在右侧，独眼瞪着那些争吵的人，拳头握得咯咯响。

几次想拍桌子吼“都他妈闭嘴”，但看到张天卿沉默的样子，又硬生生忍住了。

争吵在“教育调整”议题上达到了顶峰。

“教孩子怎么躲轰炸？

怎么识别毒气？”那个戴金丝边眼镜的年轻教师激动得声音发颤，“这是在摧毁他们的童年！

是在告诉他们，这个世界只有战争和死亡！

我们应该教他们美，教他们希望，教他们——”

“教他们怎么活着。”一个平静的声音打断了他。

所有人转头。

说话的是坐在角落里的一个老妇人。

她穿着打满补丁的旧棉袄，头发花白，背佝偻着。

她是被特别邀请来的平民代表之一，来自铁砧堡外一个刚被“解放”的村庄。

“我孙子，七岁。”老妇人的声音很轻，但大厅里突然安静下来，“黑金来的那年，他爹娘被拉去修工事，再没回来。

我带他逃进山里，吃野菜，啃树皮。”

“他问我：‘奶奶，为什么我们要躲？

为什么不能回家？

’”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只能教他认哪种蘑菇有毒，哪种树皮能吃，听到飞机声音要往哪儿跑。”

她抬起头，浑浊的眼睛扫过大厅里那些衣冠楚楚的官员、学者、军官：

“你们说的美，希望，童年……我都想给他。

可我得先让他活到明天。”

“如果学怎么躲轰炸、怎么包伤口，能让他多活一天，那我就教他这个。

因为活着，才有机会看到你们说的那些好东西。”

她顿了顿，声音更轻了，像叹息：

“你们吵的那些……我听不懂。

什么所有制，什么监督权，什么思想解放……太高了，太远了。”

“我只知道，以前，我们村的地是领主的，打下的粮食要交七成，剩下三成不够吃，年年饿死人。

现在，有人说要把地分给我们，虽然地还没分到手，士兵又要调走了……但至少，有人这么说了。”

“这就够了。”

“够我们这些老骨头，再信一次。”

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

年轻教师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颓然坐下，摘下了眼镜，用力揉着发红的眼睛。

张天卿看着那位老妇人，看了很久。

然后，他缓缓站起身。

“散会。”

声音沙哑，疲惫，但不容置疑。

“所有决策，立即执行。

有意见，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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